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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弼的社会观是“名教出于自然”。这是玄学社会观的主流。
玄学家要自由。可是人人都自由了。庄园里的农奴也自由放达了，庄园生产怎么维护！自由主义者岂不饿死了。自由论者强调个人顺从和利用自然，只研究人性论和世界观的关系，这中间缺失了社会观一环，这使得他最大的缺陷是没有独立可行的社会观。
道家的理论家老子在《道德经》中，极力否认社会规律的存在。但是做为道家的实践者，在具体执行的过程中却并不完全否认社会规律的存在。《慎子》中有《德立》一篇，而道家的行政经典《管子》中有“礼义廉耻，国之四维，四维不张，国乃灭亡”，不知道的人还以为这句话出自《论语》或《礼记》。
玄学在实践中服从自然规律，而且前面说过他的自然规律就和道家的自然规律不同，玄学的自然规律“以无为本”是核心，将对世界的看法当成虚幻。这样他们和儒家的观点显得比道家还格格不入。因此，如何把儒学拉进玄学的马车上，成为早期玄学家需要克服的最大课题。因为孔子的书中从来没有提到过要服从天道。
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荀灿提出‘言不尽意论’。他的意思是说，人通过自己的话语不能把自己的意思表达清楚，以此来说明孔子并没有把自己内心中的‘道’表达出来，因此‘六经尽糟粕’。想以此既不否定孔子，又将与玄学相矛盾的儒学著作排除在外。但他这个说法没人同意，如果真个‘言不尽意’，那这帮玄学家也不用著什么书了。这个方法行不通。
如何将儒学的社会观带入玄学的世界观这是玄学的最大难题！
王弼去拜访当时清谈界的领袖裴徽。裴徽一见到王弼便特地拿当时清谈的“重要课题”来考验他，问说：“‘无’是万物生成的来源，这已经是大家的共识了，但是，孔子不去说它，而老子则整本书讨论个不停，这是为什么？”
只有十七岁的王弼说:“孔子知道‘道’是无法完全言表的，因此孔子从不言‘道’。但是他的每一言，每一行都表现出‘道’的最高境界。而老子似懂非懂，才唠叨个没完。”（圣人体无，无又不可以训，故不说也；老子是有者也，故恒言无所不足。）?
王弼的说法如晴天一声雷，震惊了整个玄学界，我前面说过，玄学的唯心世界观和人性论很难指导社会大众。所以，在宗教还未显达之前，玄学只有紧抓‘有为’的儒学社会观。因此，如何把孔子的理论为玄学所用，成为当时一个重大的难解课题，这也是玄之所在。
孔子是只做不说，王弼的说法使玄学家强行攀附上孔子和儒学，使玄学家们激动地热泪盈眶。当时的泰斗级人物裴徽、傅嘏震惊不已。何晏大为称赞，他说：“孔子曾说‘後生可畏！’像王弼这个人啊，年纪轻轻的，却可以谈论‘天人之际’这样的大问题了啊！”
王弼的说法既肯定了孔子的儒学现实观（社会观），又确定了玄学更高地位，为其的‘名教出于自然’打下基础。其实质就是将玄学的世界观和人性论与儒学的社会观相结合，达到一个完善的社会理论。但是，由于玄学的世界观向玄、向唯心进化，它和儒学的社会观的结合属于一种牵强附会，不得已而为之，一旦宗教到来，它将和儒学说再见。因为玄学和佛学有着近乎相同的世界观，以无为本，紧接着就应该是四大皆空，以有为空，玄学成为向唯心学说靠近的‘过度’学说。
王弼的社会观是“名教出于自然”。这是玄学社会观的主流。
名教即儒学，玄学家把儒教改了个名，叫名教，意为正名分之教，只突出了儒学的社会性，不再是最高理论，最高理论让给玄学。儒学只是社会的最高理论，不再是世界和人的最高理论。
名教出于自然，这句话是把儒学的社会观借来用。玄学最主要的社会观就是‘名教出于自然’，这是向儒学社会观‘妥协’的结果。这个观点最被玄学家重视。后来还有嵇康的‘越名教而任自然’，还有郭象的‘名教即自然’，但不被重视。
“以无为本”，奠定了玄学的基础。王弼的‘以无为本，以有为末’不是一整套唯心的世界观。前一句唯心，后一句唯物。以有为象，以有为体，玄学家大多不承认。反而承认老子的“无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”，就是‘无中生有’。
玄学‘玄’就玄在承认唯心的“以无为本”，却不敢否定“有”（万物）的存在，这是一个矛盾体。
古代学说的世界观看似提纲挈领，其实他的世界观是为它的社会观服务的。这时候拥有唯心社会观的佛教虽然已经传入中国，但是还没有流传开，在社会上没有取得成功的先例。直到西晋佛学还处于佛经‘翻译’阶段。这样当时成熟且可行的社会道德只有儒家学说，所以玄学当时想附着在儒学之上，就无法否定‘有’，就无法得出以‘无’为本，以‘有’为像（空）的唯心最终结论。
玄学的世界观与当时可行的儒学社会观产生明显的矛盾。其认为大自然以‘无’为本，但却也不敢否认‘有’的存在性。儒学道德是一个有为的‘社会观’，如果把‘有’仅仅的化作一个影像，就不能和儒学社会观相兼。
玄学之所以玄，就是因为其核心是以无为本，但却不敢，也不能喊出‘以有为像’。所以玄学的终极观点‘以有为像’没有被玄学家们接受。王弼也说有不可以为像。
玄学的社会观仍然逃离不了儒学。因为，你无论让国家无为之治，你的家族内部，庄园内部的活动一定是有为的。玄学最主要的社会观就是‘名教出于自然’，就是向儒学社会观‘妥协’的结果。这一过程还非常复杂曲折，最终还是由王弼完成。
自由派哲学不能成为统治思想形态。因为以他这种‘自我’的世界观无法提炼出可行的社会观。何晏、王弼的思想使统治者更加放肆。以前‘德教’使官员以求贤为最高目标，退而求其次，求虚伪。（虚伪总比赤裸裸的抢杀要强的多）。让天下的坏人先变成伪人，世界将更美好。以色列你能不能虚伪点，不要再赤裸裸的杀人了。
王弼死的时候也才二十四岁，他的理论过于偏激了，完全的‘无为’，只代表了最高士族的利益，他的说法不要说寒门不同意，就是士族阶级也不认同。三等的士族还想奋斗成为二等的士族。二等的士族还想成为一等名士。世间万物无时无刻都在动，即使人坐在椅子上相对的静止，其实你的身体也在不停的转动，疯狂的衰老。人必须是“有为”的，三天不吃东西就会真正的静止。
有人说什么阶级不阶级，思想学术与政治无关，可是王弼的思想是用来指导政治的，所谓“以静制动”、“以静治国”、“无为之治”。
王弼出身名门高族，其爷爷（继祖父）是建安七子之首的王粲。王粲四十一岁死的时候，曹丕带文武大臣送葬，曹丕在墓前对送葬的大臣们说：“王粲好听驴叫，你们都叫一会儿。”
于是一片驴叫之音！
贵族士族大庄园主，大企业家的思想学术的核心一定是‘自我’的自由。首先他有自由自在生活的能力。第二，可以使他们更方便的挣钱，哪里有价差，他们就可以带上资本去哪里。所以贵族士族的思想学术一定以自由为核心。
而穷苦大众，首先是要生存，别被克扣工钱；辛苦十年，升个小科长的时候，别被有后台的人算计。平民的思想学术以社会公正为核心。
中国儒学起于战国世袭贵族衰弱之时，成熟于宋之后的小农社会。所以儒学形成了一种“公正”思想。甚至有时还走进极端，如不患贫，而患不均。
